海宇混一，族际交融

史浩成 肖小勇

元朝终结了自唐末以来延续近五百载的南北分治局面。作为元朝统治核心的元大都，不仅是多民族共生的国际性都市，而且在都城营建中展现出权力中枢、居住单元、商业枢纽与宗教场所的空间整合。“海宇混一，族际交融”，这种复合型空间互嵌模式催生了文化共生、经济互促、社会共治与身份认同的综合效应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塑造提供了关键的制度范例。

元大都作为政治中心，其城市建制奠定了元代政治、经济与文化体系的核心根基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中原内地与边疆各部族群体呈现出大规模迁入与聚居的态势，形成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特殊人文地理单元。尤为关键的是，元大都城市权力空间的构建实现了对辽南京、金中都传统格局的突破性重塑，促使传统京畿空间形态与新型都城建制实现深度融合。这种空间的演变始终处于元大都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之下，深刻印证了其权力空间规划与大一统国家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。

权力空间的构建与布局规划

在蒙古统治时期，燕京作为中原地区的行政中枢，确立了其核心政治枢纽的历史定位。及至元朝肇建，元大都的政治权重实现跨越式提升，正式成为多民族统一政权的决策中枢。这一历史性转变引发三重连锁效应：其一，从中央枢密院至地方行省制度，包括军事指挥系统与监察机构在内的国家机器均在此完成建制；其二，都城场域内密集承载了影响王朝命运的重大历史进程；其三，大批政治精英长期集中于此。基于上述维度考量，元大都构建的权力空间结构，实为解析元代政治演进脉络的关键地理坐标与制度样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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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攻取金中都后，旋即改称燕京，设官置守以行统御。因草原政权对农耕文明治理经验的匮乏，其行政治理体系相对粗放。太祖时期即委付木华黎国王总领汉地军戎之务。世祖至元元年（1264年）八月，诏改燕京为中都。至元四年（1267年）正月，特置提点宫城所专司营缮，大都都城建设自此启动。次年十月，宫城主体营构告竣。至元九年（1272年）二月，中都改称大都，正式确立其国家权力中枢地位。此后皇城营造工程持续开展，迄至元顺帝临朝，仍续建殿阁楼台。大都作为政治中枢承载国家权力运作，其统治核心区域的南移，更深刻影响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。

随着元大都营建工程的推进，其城市权力空间体系逐步完善。权力空间的核心架构形成于萧墙内外构成的复合型城市空间。萧墙以内统称大内，集中配置专司宫廷事务的官署机构。宫城内部空间规划具有显著层级特征：宫城南区分布大明殿建筑群，北区则坐落延春阁建筑群。其中大明殿建筑群占据宫城中轴线南端核心区位，作为元朝君主举行重大典礼及处理军政要务的法定场所，其建制规模居都城宫室之首，集中体现了皇权空间的核心特征。萧墙之外主要分布中央行政官署与职能机构。

元大都中央衙署的布局初期依据星宿方位分散设置，后逐步集中于萧墙南侧与东侧区域。中书省（行政中枢）、枢密院（军事中枢）及御史台（司法监察）构成元代最高级别的中央机构体系。据《析津志辑佚·朝堂公宇》载录，至元四年中书省首置凤池坊北域，其方位经考订当在今铸钟厂遗址西侧。五云坊另设南中书省后，原凤池坊机构遂称北中书省，其周边尚分布尚书省与翰林国史院等重要官署。中书省自元世祖朝确立后，作为总理全国政务的中枢机构，负责制定并推行中央政令体系。枢密院据文献记载“设于东华门御河东岸、保大坊南大街西侧”，结合《城池街市》“保大坊在枢府北”及《河闸桥梁》“朝阳桥位于东华门外，俗称枢密院桥”等记载，经现代考证其遗址范围应在今灯市口西街北界、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、东黄城根南街东侧及东厂胡同南沿构成的区域内。该机构沿袭宋金旧制，执掌“天下兵甲机密要务”，涵盖宫廷戍卫、边防军务及征讨调度等军事全权。御史台初建于至元五年，原址拟设肃清门内，至元十八年（1281年）迁至澄清坊东域。据《析津志》载：“国初至元间，朝议于肃清门东置台，故有肃清之名”，其最终位置经考订应位于今东单三条胡同北段。作为专职监察机构，御史台官员皆由元世祖亲自遴选，无需经中书省吏部铨选。该制度成效显著，如至元年间任职大都的监察御史王恽曾弹劾渎职官员。至此，元大都权力空间核心架构臻于完备，上述中央机构主要分布于皇城南部毗邻宫禁的区域，形成完整的行政军事监察体系。

除三大核心权力机构外，元大都另设中央官署体系，共同构建都城政治体系的完整架构。据史籍记载，元朝兵部衙署位于今太仆寺街北段。刑部机构据《析津志》所载，可推定其官署旧址位于顺承门内，今旧刑部街即为其治所所在。大都路总管府作为地方行政中枢，其遗址范围南起分司厅胡同，东至小经厂胡同，执掌大都地区民政事务统辖之责，其建制实为明清顺天府之前身。巡警二院官署位于总管府西隅，辖区西抵北锣鼓巷东界，专责治安巡防与中央政务协理。各机构治所方位与职司划分，呈现出中央官署环列宫禁、层级分明的空间分布格局。

城市权力空间的大一统格局

元大都城市权力空间的核心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区位特征，其主体集中于宫城及南半城东部区域。南北半城以钟楼东西横街及其北侧水道为自然分界，形成明确的地理区划。南半城宫城萧墙以东的东城区域，以齐化门街为南界，集中设置了中央核心行政机构，包括南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等中枢机构，并配置太史院、光禄寺、侍仪司等皇家事务机构。该权力空间体系在营建过程中，既承袭金中都都城规制，亦根据元代政治需求进行适应性调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金中都宫城建制本于北宋开封宫城形制，故元大都宫城与开封宫城之渊源实以金中都为传承媒介。都城落成后形成南北双核结构，其中南半城东部被确立为中央行政核心区。此种空间布局既体现对元上都模式的参照，更融合辽上京、金上京“两城制”的空间智慧，最终形成具有元代特色的新型都城建制。元大都城市权力空间的建构过程，不仅标志着统治中心自漠北至中原的地理南迁，更与元朝统合南北的政治方略构成空间映射。由此可证，元世祖在都城营建中，系统实现了对中原王朝政治传统的空间化继承。

元大都城市权力空间的确立，为元朝大一统政权格局奠定了关键性政治基础。其中由中书省直辖的“腹里”行政区划建制尤为重要，其地理范围涵盖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山东全境及内蒙古部分地区，所辖疆域显著超越前代中央直辖的京畿区域。此种具有“大首都区”性质的制度创新，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构建，更有效提升了朝廷对地方行政的垂直管控，率先为明清两代以都城为核心的直隶制度奠定制度基础。作为实际政治中枢的元大都，通过于腹里之外设置行省的层级传导机制，将全国政务最终汇总至核心中枢，并由此颁布全国性政令，从而建立完整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。同时作为连接元上都与哈拉和林的关键交通枢纽，元大都的地理优势不仅增强了中央政权统筹全国政务的能力，更借由完善的驿传系统实现跨区域政治联动，最终确立了元大都作为全国政治核心区域的稳固地位。

（作者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丝绸之路与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）

发布于：北京市